孔子 关于心的言论
1、正如《中庸》子曰：“道之不行也，我知之矣：知者过之；愚者不及也。道之不明也，我知之矣：贤者过之；不肖者不及也。”其意是说：“孔子说：‘道不能奉行，我知道原因了，聪明者过了头，愚蠢者达不到它；道不能彰明，我知道原因了，贤德者过了头，不肖者达不到。’”
2、关于此节，解说历来纷纭。以“志于学”为例，重要者为朱熹在《四书章句集注》，将志解为“心之所之”之谓，将学解为“大学之道”。（大学之道，在明明德，在亲民，在止于至善。‘语出《大学》’）窃以为似乎拔高了夫子，十五岁的少年，当前正为高中一年级左右，若说已有此等境界，颇为可疑。思朱子当为神化孔丘之心，以行“理学”之道。现世如李泽厚、杨伯峻、冯友兰、辜鸿铭等人，基本都没有从这个角度去升华发挥，倒觉可信。
3、楚狂接舆，歌而过孔子，曰：“凤兮！凤兮！何德之衰？往者不可谏，来者犹可追。己而！已而！今之从政者殆而！”孔子下，欲与之言。趋而避之，不得与之言。（《论语·微子》）大意是说：楚国的狂人接舆唱歌路过孔子车旁，说：“凤啊！凤啊！为什么德行会这么衰落？过去的不可挽回，未来的还来得及。算了！算了！现在的执政者实在是不行呀！”孔子下车，想同他说话。他赶快避开了，孔子没能与他交谈。
4、当然，关于不惑，历来也有不同的解说，如杨伯峻认为是因为在四十岁时的孔子，掌握了各种知识，不致迷惑；和李泽厚的意思基本相同，倒也可信。辜鸿铭认为是在四十岁时，孔子的人生已经没有了什么疑问；主要是沿袭朱熹的解说：“于事物之所当然。皆无所疑，则知之明而无所事守矣。”对此，我觉得是拔高了此时的孔子，因为这已经到了知天命的阶段。
5、子畏于匡，曰：“文王既没，文不在兹乎？天之将丧斯文也，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；天之未丧斯文也，匡人其如予何？”（《论语·子罕》）大意是说：孔子在匡地被困，他说：“文王死了后，社会文明不都由我继承吗？老天若要灭绝这文明，我就不会掌握这些文明了；老天若不灭绝文明，匡人能把我怎样？”从自身内部出发，孔子以继承周文王的教化百姓的思想，开始逐步成为其内在精神，孔子开始意识到这就是他的使命，是对社会的责任，是上天给予自己的职责。
6、“天”和“天命”虽然神秘莫测，孔子亦罕言，但他已经感觉到了自己一生最终的成就，即为“裁度弟子”，只有这样才是不虚来此世一生。这时的孔子已经从自己的处境中，从自己所经历、承受的一切中，通过持久的追问，而自我获得了明确的回答。即“我知晓自己的天命”，同时“天理解我生命的意义”：子曰：“莫我知也夫！”子贡曰：“何为其莫知子也？”子曰：“不怨天，不尤人，下学而上达。知我者其天乎！”这种不怨天、不尤人的认识正是一种极高的心境，他既是孔子生命的空旷与落寞，也是其生命的高贵和孤独。
7、南宫适问于孔子曰：“羿善射、奡荡舟，俱不得其死然；禹、稷躬稼而有天下？”夫子不答。南宫适出，子曰：“君子哉若人，尚德哉若人。”（《论语·宪问》）
8、仪封人请见，曰：“君子之至于斯也，吾未尝不得见也。”从者见之。出，曰：“二三子，何患于丧乎？天下之无道也久矣，天将以夫子为木铎。”大意是说：仪地长官求见孔子，他说：“君子到了这里，我都要求见。”见孔子后，出来说：“诸位，不要在乎官职，天下无道很久了，老天要你们的老师成为号令天下的圣人。”这是当时外人的言论，仪封人从孔子的言行中，同样体验到了其生命倾向，即看到了其使命所在。
9、但孔子的仕途很艰难。
10、孔子并不是如宋明理学所称之“天之宗圣”（孔子自己也不承认），亦不是文革中的戚戚然丧家之狗（李零语）。而是一少小“贱”而敏，学礼知名，从历感悟，并最终意识到自己生命之责，从而由礼到仁的一个孜孜追求者。其中，学是基础，历是条件，知是高度，从是境界。
11、我想，在这阶段孔子挣扎的过程，正是其“不惑”的历程。什么是“惑”？“乱也”，主要是指辨别不清，什么情况会辨别不清呢？其实就是在达成目标的路上，有可以选择达成的方式。但是对于此时的孔子，虽然出仕、正礼是其目标（以礼立），但在达成这一目标的过程中，不以名而用，不去，应该是在孔子心中更加坚定的信念。故说不惑。
12、也正是在孔子周游列国的过程中，听到了很多的批评声音。
13、这才是孔子所谓的“知天命”。
14、学的内容之一无外乎是当时的六艺，当然，人生活于环境之中，孔子对“礼”的学习应该更为偏重。据《左传·昭公七年》记载孟僖子的话曾提到，在孔子较近的祖上中，有两位重要人物，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厉公、正考父三命兹益共。这两位都以懂礼而成名，应该在孔子的幼年被家族屡屡提及，应该对孔子影响深远，家庭作为家族的最好教育资本，他们必定会成为孔子重点关注“礼学”的重要因素。另一点，孔子之生，其父母所合本不合礼，遭人留言是必然。这又从反面影响孔子关注“礼”，遵循礼。所以可以说，孔子所志于学，重点在礼。
15、其实孔子是同意接舆的一些看法的（今之从政者殆），所以想和他交流交流，但接舆很自以为是，并没有给孔子机会。但孔子心态很平和，已经能够坦然面对。
16、子路问津，长沮、桀溺有胡搅蛮缠之意。孔子是站在同情的理解的角度来看此事的。此正是儒、道之分，避政与避世之别，这种不同虽然是基于对当前局势的认识不同，其深层次其实是一种道德理想的不同，因而采用了不同的生活态度，并怀有不同的生活感情。
17、虽然在孔子的壮年，没有入仕，但在其五十多岁时，还是迎来了一次施展自己治国理念的机会。在阳虎、公山叛乱后不久，新立的鲁定公启用孔子为中都宰。几年后，又提升其为鲁国的大司寇（位列大夫），在此期间，主持了与齐国的夹谷会盟，显示了孔子在外交、决断等方面的才能。鲁定公十二年（前498年），孔子为鲁国的大司寇兼摄相事，为了加强君权，派子路堕毁三都。三都即季孙氏的费邑（今山东费县）、孟孙氏的郕邑（今山东宁阳）、叔孙氏的郈邑（今山东东平）。之后，三桓开始反对堕三都。堕三都最终失败。
18、虽然在孔子三十来岁时，不仅在鲁国闻名，且受到邻国齐景公的注意。齐景公问政于孔子。孔子对曰：“君君、臣臣、父父、子子。”公曰：“善哉！信如君不君、臣不臣、父不父、子不子，虽有粟，吾得而食诸？”（《论语·颜渊》）从孔子的回答，闻名可以看到，孔子正是从礼制的一面来回答的，也就是说，孔子以知礼而闻名，闻名后又强化了孔子学礼的自信（苏翁之成就感到自信心）。
19、你看，中庸不是妥协，不是好好先生，更不是《论语》中的“乡愿”，窃以为，中庸正是洞察一切之后的坚守，按规则从心所欲。这大概就是儒家之高境界。
20、木舟以为，其实在这一节，孔子阐述了自己思想（行为）变化的几个阶段，来描述自己心灵修养的过程，即：学、历、知、从。学是指坚定学习的信念以及所学的内容；历主要指孔子在人生最重要的阶段（二是多岁到四十多岁期间），主要的人生经历，并由此经历而达到的“立”和“不惑”；以此为基础，达到知天命的阶段；并由“知”而达“从”的过程。为分析，试今译。
21、长沮、桀溺耦而耕，孔子过之，使子路问津焉。长沮曰：“夫执舆者为谁？”子路曰：“为孔丘。”曰：“是鲁孔丘与？”曰：“是也。”曰：“是知津矣。”问于桀溺。桀溺曰：“子为谁？”曰：“为仲由。”曰：“是鲁孔丘之徒与？”对曰：“然。”曰：“滔滔者天下皆是也，而谁以易之？且尔与其从避人之士也，岂若从避世之士哉？”耰而不辍。子路行以告，夫子怃然曰：“鸟兽不可与同群，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？天下有道，丘不与易也。”（《论语·微子》）
22、这正是“耳顺”，木舟觉得，耳顺正是表明了孔子的志向的坚定。因知天命，故志向坚定。从而意志坚定，深信不疑，当然也就不怕外在的任何批评之声。同时，孔子也能隐约知道批评者的问题在哪里，从而更加坚定了自己的立场。这倒更是一种心理上的平和。当然也是儒家思想之“和而不同”的体现。更是一种包容、理解，甚至同理心。
23、孟懿子问孝，子曰：“勿违。”樊迟御，子告之曰：“孟孙问孝于我，我对曰：‘勿违’。”樊迟曰：“何谓也？”子曰：“生，事之以礼；死，葬之以礼、祭之以礼。”（《论语·为政》）
24、此时正值壮年而闻名天下的孔子，只是具备了入仕的基础条件，却并不代表其能够顺利入仕。鲁国之内，三恒专政，尤以季氏专权，孔子却从自身礼制的角度，时时看不惯。孔子谓季氏，“八佾舞于庭，是可忍也，孰不可忍也？”（《论语·八佾》）。孔子遂不得入仕于国内。在国外，虽有齐景公的看重，但据说由于晏婴的建议，亦不得用于齐国。齐景公待孔子曰：“若季氏，则吾不能；以季、孟之间待之。”曰：“吾老矣，不能用也。”孔子行。（《论语·微子》）国内、国外，阻断了孔子入仕的努力，虽然已立，且日日待沽，却不见主流政权相用，此时的孔子，应是多么的寂寥、愤恨。
25、孔子说：我在（约）十五岁的时候，确立了自己的志向，并发奋于学；由此经过十多年的学习，我因懂礼而立足于世，此时大约是在三十多岁吧；而后，我在社会历练中慢慢明白了出仕与道义的关系，从而坚定了自己的人生方向，不再摇摆迷惑，这个阶段大约在四十多岁吧；然后，鲁国从政（失败），游遍列国，虽流离失所，但在解释、传播思想的期间，明白了偶然与必然，并明确了自己人生之责（所谓知天命）；也是在这一时期，我曾听到很多赞同及批评的声音，但我已经能够理解评价者的立场、心曲，从而不怨恨、不恼怒，同时这些意见也不能动摇我自己的原则（所谓耳顺）；当我到了七十来岁，我能够做到按照自己的内心原则而随心而为，一言一行都能符合（我认可的）礼的制约。（木舟意译）
26、也是此时，季氏家臣阳货、公山弗扰居费地畔、晋大夫范氏﹑中行氏的家臣佛肸以中牟畔，皆欲召孔子。一边是不用，一边是欲用，孔子都曾挣扎过，甚至想过去尝试。在犹豫徘徊中，终未成行。其原因固然有子路等弟子的反对，其实在孔子的内心也是不允许的，乱臣贼子，名不正，也许是另一个原因。因为正名正是孔子自己所认可的礼制规则。
27、“志于学”之后，假以时日，孔子因知礼而闻名天下，典型事例有二。一是在其二十多岁时，娶妻生子，鲁昭公送了一条鲤鱼作为贺礼（即孔鲤名字的由来）；二为鲁国当政者孟僖子的高度认可，并送自己的两个儿子孟懿子和南宫适求学于孔子之门。
28、正是有以上的心路历程，所以到了七十余岁的孔子，方有“从心所欲，不逾矩”之慨。字面而言，就是孔子此时已经能够随心所欲，但凡事都符合礼的规制，也即礼已经内化为孔子的生命。或者说，为极高明而道中庸。
29、“夫少正卯，鲁之闻人也，夫子为扩选复制无失乎？孔子曰：“居！吾语女其故。人有恶者五，而盗窃不与焉；一曰心达而险，二曰行僻而坚；三日言伪而辩；四日记丑而博；五巨顺非而泽。此五者，有一于人，则不得免于君子之诛，而少正卯兼有之。
30、孔子三岁丧父，少年丧母。可以说幼年不幸，家境平平，虽然先祖曾是商代的王室，但先祖早年的荣耀与辉煌早已成为传说。且哥哥庶出但残疾，作为家族的期望，自然而然落在孔子之身。应该说，孔子是一个早熟的少年：吾少也贱，故多能鄙事（《论语·泰伯》）。早熟的少年立志由学而仕，来改变当前家境，这就是十五岁左右的孔子。
孔子 关于心的言论
31、孔子在自己的晚年，曾对自己的一生说过一段话，来描述自己一生心灵修养之历程。子曰：“吾十有五而志于学，三十而立，四十而不惑，五十而知天命，六十而耳顺，七十而从心所欲，不逾矩。”（《论语·为政》之四）
32、由不仕的苦恼，到出仕的失败，无奈中周游列国的孔子，开始了真正的跨越。
33、作为私学之初，有当时权贵（三恒）子弟求学，有相交于鲁公，方始孔子足以闻名，由此名才可立足于社会，闻达于诸侯，为孔子的入仕创造了极大的“势”。
34、其实，这和道家的无为是截然不同的，在这里儒家体现的是一种“为而无所求”的境界。当然亦不同于“知其不可为而为之”的强为精神，“知其不可为而为之”在《论语》中，始终是别人的看法，孔子从未自己说过。而“为而无所求”才真正体现了一种社会的责任和义务。在这里，正如朱熹所说：“天命，即天道之流行而赋予物者，乃事物所以当然之故也。”不怨天、不尤人，一切安之若然，临事泰然处之，也即超越了其历程中入仕的无可奈何之虑。也是对“邦有道，谷；邦无道，谷，耻也。”这一经验层面的认识的理性提炼。
35、孔子为鲁摄相，朝七日而诛少正卯
36、这就是孔子的心灵修养之路